如何做玻璃电视背景墙

外交部特派员公署、中联办、驻军均非依照这一条款设立，它们都不是基本法所谓内地机关。

就粤港澳大湾区而言，无论内地和港澳未来的经济融合程度如何，都不应根本改变包括珠三角九市的整个内地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不必也不应设立改变港澳社会经济成分比例的政策目标。内地方面宜善用经济特区立法权。

迄今为止，内地方面已经出台了若干落实大湾区规划纲要的政策措施，但粤港澳共同编制的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还不多。对大湾区治理结构的完善，若涉及对港澳法律制度的重大改变，将有赖于全国人大基于宪法第二条的授权。[6]此处，主体是量的意义上的，讨论的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能否占优的问题。2000年3月1日签订的《海关总署与香港海关合作互助安排》明确提出，希望建立两个不同关税地区相互支持的合作与互助模式。当跨域合作协议尚属于框架性质时，这种两步走的程序是可行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特区所在市获得了立法权。1.宪法条款是大湾区规则体系的根本对于粤港澳各方而言，国家宪法效力的普遍性和最高性都是无可置疑的。而内容性规定,是指人类文明社会最重要的活动---道德关系和权利关系,恶的对立是需要载体的,这个载体在这里就是道德与权利,当道德关系和权利关系中发生恶的对立时,就需要法律来解决。

因为这种可靠性既依赖于庞德本人对西方法律史把握的准确性，也依赖于你对庞德思想把握的准确性。有时作为返回自身的东西,形式即是内容。在这一章中我们提出中华法系的重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绍继中国古风,接通世界新潮,在传承中谋新生,于外引中得发展,让中华法系再放光芒。敬请您对我关于民主的论述有更深入的批判。

如果我说,兴亡周期率已经映射出永续国家的影子,您是否会感到莫名其妙?兴亡周期率是中国特有的,一兴一亡的是一家一姓的皇帝,而永续的却是大一统的国家形态或政体。这种互相转化是思想最重要的规定之一。

只是由于近代西法的入侵,这一成功经验被搁置了,被污名化了,以致我们现今的道德建树,失却了法律的护持,而愈显艰难。您接着说它‘不能涵盖所有的法律规范，乃因为现代法律除了‘对人性中恶的行为的制裁和规范（大致对应着‘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以外，还包含着大量的‘授权性规范，也就是授予行为人可以自行抉择做或不做某种行为的法律规范——甚至后者的比重呈上升姿势。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之一部,也是在构建人类奔向更美好未来的制度性保障。我个人很同情你对马克思和孔子的彰扬，但一旦把这种彰扬引向完全否弃现代性和敌视民主的方向，恐怕就过为已甚了。

确实,拙著中没用现代转进的字眼,但现代转进的宏旨自认为一直都是在遵循的呀!首先,现代转进已经在拙著的副标题重建中华法系刍议中表现出来,重建就是要作现代转进,否则何谈重建,只说恢复就可以了。其实,现代转进的身影随时都在拙著中闪现,让我把它们抓出来让您看一下。作为制度与实践的民主属于具有情境依赖性的政治价值观，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这一评价可能符合很多人的直观认识（或曰偏见），但你的论述主要依赖庞德《法理与道德》一书中的相关论述。

因此我写到:在哲学意义上,法治是对恶的对立的消解;在社会意义上,法治是对人性恶的防范与遏止。在我个人看来，这两种准确性都是令人怀疑的。

下面我就您提出的四个方面的问题逐一作答。民主的本质是人民的出场。

这可看作民本在现代的发展。这样的道德,在西方的法律中关注得是很不够的。他认为，人民主权只是一种最后的权利，因为社会的健康要求人民的最高主权几乎一直是隐而不显的。这让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风行的那句话,探讨问题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我的这一解读，是对中国现代性道路的一种内在批判性的解读：它为20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所嵌含，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所承诺，因而它是内在的。我个人对此深以为然，并乐见其成。

而一旦像大著得出诸如法律与道德的融合，在西方还只是理论上的愿景，并未进入现实的法律运作之类的结论，我们就丢掉了庞德意义上的morals所具有的历史性维度。您说事实上，以人权的法定化为代表，现代（西方）法学早已在法律制度层面充分吸纳了现代早期的理性自然法的思想成果（这难道不是‘法律与道德的融合？），它们在当下面临的问题其实是：‘morality（规范性道德）或权利太多，‘morals（习俗性道德）或善太少。

大著写道：中华法系有着世界其他法系不曾有的精华，潜藏着在普遍的权利迷茫中指引人类迈向美好未来的机窍，虽然由于历史的尘埃人们难识其真面目，但只要我们勤加拂拭，善自珍摄，推陈出新，定能让中华法系再放光芒。……大著关于民主的这些论述，让我大惑不解：既然你在论述中格外推崇马克思，甚至还以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作为关于法律起源的立论依据，那么你该如何评价马克思要追求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彻底的民主的思想呢？又该如何评价邓小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观点呢？凡是从西方引进的我们都要反对吗？我们现在从吃穿用度到衣食住行（包括我写这篇文字时正在使用的电脑），从政经社生到教科文卫（包括你所倚重的马克思），有哪个方面的技术或制度最初不是源于西方？你可能没想到你对言论自由的质疑，其实是自我挫败的（self-defeating），因为大著本身提出了诸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作为集体共识的宪法规定均不一致的论述（包括关于民主和言论自由的论述），按照你对言论自由的敌视态度，是不是应该遭到封禁呢？……我一向认为，民主的问题，更应该归结为特定类型的民主制度，而不应归谬为民主价值本身。

鉴于您更愿意读到我的批评意见，接下来我就主要谈谈这方面的问题（为避免敬词您穿插于学术批评的文字中所导致的语态不谐，请允许我接下来用更中性的你作为第二人称代词）：一、 关于恶的对立与法律的定义大著多次提到黑格尔的恶的对立，并试图以此来重新界定法律的概念:法律是以国家权威强制施行的对人性中恶的行为的制裁和规范。他本人在晚年出版的《法理学》（第2卷）第十一章中，明确区分了这两个概念：用morality指一套被接受的行为体系，而用morals指称那些根据作为理想体系之原则而组织起来的关于行为的律令体系（顺便说一句：邓师正来先生把庞德那里morality和morals分别译为了道德规范和道德习俗，其实是失之准确的，因为庞德意义上的morality和morals都是抽象名词，译为具象化的道德规范和道德习俗，有词性错位、进而功能错位的翻译失误之虞）。

自清末大量引进西方成法,到民国时期的《六法全书》，再到建国后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的借鉴，乃至改革开放后中国法制的重建，到处都看到西方法律的身影。比如，大著把民主录入宪法视为中国西法引进所导致的三大隐患之一：民主录入宪法,这可是心腹之患,而且还因为人们对民主甘之如饴而更显严重。您先引了一段我书中的话:民主录入宪法,这可是心腹之患,而且还因为人们对民主甘之如饴而更显严重。西方的民主实践已经表明：民主不可能在社会成员贫富分化严峻、精神撕裂严重的社会条件下实现。

这当然不是简单的几句断语就可以打发过去的,我在第二章中为恶的对立举例时,主要举的是权利关系中恶的对立的例子,这也是我们现在的法律经常在解决的;至于道德关系恶的对立的例子,《唐律疏义》中随处都有,我在拙著中也列举了一些,应该能说明问题了吧!二、关于对西方法系‘权利过剩、道德不足的评价的回应首先,您击中了我的软肋,我的英语是很差的,更谈不上什么希腊语拉丁语的比较了。——我相信这是很多具有根深蒂固的西化心智的中国法律人，面对大著油然而生的质疑。

这段话夹在您所引的关于十恶和八议的两段话中,强调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道德标准,所不变的是法律对道德的保护,这里已包含有现代转进的意思,您怎么会得出我会死抱着十恶八议旧条文的印象呢?集中表现现代转进思想是最后一章(第十一章),在章首写到:我们一路写来,中华法系的优势与缺憾,应该一目了然,然则近代以来中华法系的陵夷、西方法系的僭入,不仅让中华法系的光辉蒙尘积垢,而且让西方法系登堂入室、喧宾夺主,非但不能扬中华法系之所长,还得罹西方法系之所短,辗转百年,实为憾事。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

这段话的下半截您也引了,似乎也认可推陈出新与现代转进相近,只是责我做得不够。大著写道：一、‘八议之恩所设并非是针对特权阶级,而主要是施于对国家对社会有大贡献大德行之人,在理论上它是覆盖一切人的, 在实际上可能会向统治阶级倾斜,这是当时的历史局限。

您可以说我们要搞的是大众参与的协商式民主,在哪里呢?实质上,民主是多数决而不是真理决,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4.由于以上三点，法律与道德的融合，在西方还只是理论上的愿景，并未进入现实的法律运作。在遵循马克思—孔子范式推进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中国有可能探求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条件的民主形式，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在社会正义能大体实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在集体文化认同可以充分彰显的社会文化条件下，追求更具实质意义上的商谈民主乃至选举民主——尽管由于政治统一之于中国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独特重要性，能在中国真正落地的选举民主极可能是很有限的，比如要受到共同政治文化的宪政制约，并且只能在特定的政权层级（比如省级乃至县级以下）推进。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深感多党竞争和全民参选不合中国时宜,但却囿于民主的光环不能断然弃止,客观上形成了现实政治与宪法规定的背离,除了给西方国家提供攻击的口实,还会让老百姓质疑宪法的权威和共产党的政治品格。

希望能得到您明确的答复。紧接着在第一节关于道的论说中,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与中国传统的道联系起来,作为法律的主要遵循。

当我读到您写的:就民主来说，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检视‘民享（for the people）与‘民治（by the people）之间的关系。其二，它与你所力图纠偏的中华法系包含着的权利要素有学理不融贯之处。

不知不觉已经写了八千字的篇幅，就此打住吧。在这样一边倒的法制建设中，中华法系早被抛到爪洼国去了，而法制领域成为西方文化殖民的重灾区，无论是在现实的法制生活中还是法学思想里,都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后果。